中信集团的那些事儿
导读：中信银行、中信出版社、中信证券、中信地产这四家公司都出身中信旗下，30年命运各不同。不过像中信集团这样高端低调有内涵的央企若不大书特书一笔实在没天理，以下按人物按出场顺序：截至2012年底，中信集团总资产35,657亿元，净资产2,355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498亿元，净利润301.6亿元。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2013年排名第172位。（信息来源：公司年报）
1979年10月4日，中信集团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议宣布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荣毅仁任董事长、总经理，马万祺、王光英、李嘉诚、茅以升、经叔平、霍英东等44位董事列席(史上最牛董事会，恕不详列)，以上是新华社消息，因篇幅有限新华社遗漏几位特约观察员，如谷牧、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重点不在这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公司企业翻云逐浪，名噪一时。突破也好，创新也罢，时至今日一家航母级企业鲜被提及，原因在它创始人—荣毅仁荣老板。
如果不晓得荣毅仁是谁，也该知闻红色资本家的名号，纵然没听说过，至少知道民国时期荣宗敬、荣德生(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是工商界著名民族资本家，具体一下就是解放前荣氏仅面粉一项出产占到全国接近一半，1946年国党币制改革荣毅仁应宋子文之请抛面粉平抑物价。1956年公私合营也是荣毅仁率先响应，毛泽东评价中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只此一家。十年动乱中荣毅仁右手被打残后来在周总理关照下和王震住了邻居，荣老板的名号正是这位昔日的王司令员叫响的。拨乱反正后，为挽回失去的十年老工厂开工新项目上马，不约而同面临同一问题—没钱(所谓前进，潜台词是—钱紧)，经济上叫资金短缺(1978年财政收入1132.26亿元，财政支出1122.09亿元)。于是乎，邓小平和王震同时想到一个人—荣老板。
荣毅仁有钱吗?没有。历经多年运动，荣家在大陆的家底基本被共产了。但是领导知道他一定有办法搞到钱，1979年初荣毅仁等前工商界人士相继被邓公请去喝茶“准备出来做些事”。简单说就是开个公司，想办法搞点钱，解决一下当前困难。有意思，缺钱应该找财政部，找央行，办法总会有的(发债、贷款、印钞)，以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高度智慧，想不出办法实在没天理。所以有必要交代一下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在当时背景下，国家集中全部资源，如果发行国债人民手中没钱购买，如果发行外债外交关系(与苏联关系除外，恶化中)刚恢复正常化的中国大陆信用等级评不高(办过信用卡或贷过款的童鞋都知道信用记录之类的东西)，向国际组织借款必然附带苛刻条件，好吧谈谈人民币的问题，货币存在的基础是商品交换，然而在资料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是配给制(产品调配)，没有流通，什么粮票布票在很长一段时间替代了人民币的主要功能，至今仍称人民币为钞票可见遗风，所以这招基本失效。找荣毅仁不是在哭穷，而是真穷。为什么是荣毅仁，首先荣氏从钱庄起家开办过银行，谙熟融资之道;其次荣家有极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关系，建国前除其父荣德生、荣毅仁及夫人杨鉴清与其子女，绝大多数亲属移居香港、海外光大荣氏产业，其三荣毅仁具备在工商业界振臂一呼的实力，有广泛而复杂的业界人际关系，如此一来当仁不让。
荣毅仁实业出身，行事低调，筹备开张仅见于新华社发条消息，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竟有两个亿，两个亿什么概念，放今天能造一嫦娥探测器或是在北京建几公里地铁，要考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因素那就…如此看来中央待中信不薄啊，但是这也只是注册资本，实际出资情况是“两个亿”从财政部的牙缝中迟迟挤不出，荣老板砸出家底先垫上1000万，几经波折才从财政部拿2000万元，筹备处和办公室一律在荣毅仁家中(商住两用)，赶上加班就要打地铺，办公用品都是夫人杨鉴清自掏腰包，如此看来中央待中信也不厚，中信是正牌央企，邓公钦点，与其他国营企业一比，简直就像草根创业者，见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后来的发展路径表明，中信确实不打折扣的执行了邓公“拾遗补缺”的指示，也就是说中信绝对央企中的另类，最不像国企的国企，在中国现代企业改革中是当之无愧的“探路者一号”(死磕自己，照亮他人，另一说法叫炮灰)。
事情还要从仪征化纤说起，从2005年起敢于硬碰到底死不股改的上市公司不多，算起来仪化也算其中之一，仪化绝对有强硬的资本，中信出道2年共接待外商6000余人次，谈成者无几，颇似当前某些跑业务部门的焦头烂额，其中谈成最大的一单生意就是仪化。前面说到因为钱荒不少项目下马，但是仪化不甘心，它拥有的当时最大的化纤工程已经全面展开，部分设备合同生效，一旦建成涤纶短纤和聚酯完全可以替代国内20亿棉花和化纤原料进口(不仅吃饭成问题，穿衣也成问题)，所以纺织部也不甘心。遇到问题找领导是不够的，还要找对人，最后还是谷牧指条明路你找荣毅仁。什么叫拾遗补缺，就是国家不愿干的你来干，国家不便干的你可以干，能解决原子弹问题就能解决茶叶蛋问题，就像一开始民营经济也是这一思路(可以概括为民营解决民生)，荣毅仁的办法是发债，前面讨论过发债不可行，但要看谁来运作，中信的全称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信息量无限大，因为谁也说不清信托这两字的具体业务范围，美国学者就称其简直可与人类想象力相媲美，也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负债经营早被荣氏家族玩的炉火纯青，通过中信与一方合资或合营，既能引进资金借给企业，还不违反政策。这么好的创意居然遇到了空前阻力。借钱，自苏联单方面违约逼债中国人民从此勒紧裤腰带过上了紧日子，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上既无外债，亦无内债，更何况这次债权人是还是日本，翻过脸的苏联老大哥都靠不住，撕破脸的日本人就靠得住，绝对有问题(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是面子问题，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最后还是国务院总理亲自拍的板)。同样的顾忌，日本方面也有，因为债券说到底有个信用问题，此前中信还未有过公司信用记录，既不提供担保也没有抵押，债务人横到这份上是不多见的，但日本人很快反应过来中信是国务院直属机构，部级单位背靠中国政府，这简直是天上掉块大馅饼—金边债券啊(强烈建议境外投资者购买中国国债，安全系数高)，遂决定1982年以日本野村证券(最早QFII之一)为主承销商，发行武士债券100亿日元，年利率8.7%，由此确立中信对外窗口地位，也奠定中信日后以金融为主业混业经营的发展基础。
所谓分歧就是有人认为吃饭问题都未解决，拿什么发展，而有人认为发展了才能吃饱饭，这就是设计师与施工队的差别，此例一开国内银行纷纷效仿，连部委和地方政府都办起信托公司，手上宽裕了必须改善一下生活，特别是办公条件。从荣府到饭店，号称央企的中信竟然没有一个正经的办公室，实在没天理，但是计划经济时代，连用地都是计划好的，中信显然不在计划之内。现实迫使荣毅仁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自给自足(据说民生银行也是因为大行不给贷款倒逼出来的)中信房地产部起步早(比中房早三年)，后卫改前锋，一不小心搞出一大项目—国际大厦(位于北京朝阳门建外大街的巧克力大厦)。今天提起商业地产言必称SOHO、世茂，起点在这里，最早提出房地产商品化概念的正是荣毅仁，30年前荣毅仁看上这块地段的时候，这里还是工业区，在地是国家的、房是国家的，建房还要靠国家时期荣毅仁就敢提出自筹自建自管，原打算地上建29层(当时的京城第一高楼)北京市批了2000平建设用地指标，以当时国内高层建筑建设水平不客气的说还停留在高级客栈的级别上，工头吴光汉老先生不得不亲自带队去香港学习一个月(还要从基础学起)。2000平到底少了点，后来中科院让出5000平，荣毅仁觉得不但足以自用，还可以出租，房地产部干了件了不起的事，通过市场调研决定建成后把主楼让出来改成写字间和公寓供外商使用，不仅如此他们还最早引入物业管理，制订出租合同，后来者基本都是按这条路子走(祖师级)，1985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巧克力大厦，租金定到每天12-13美元每平方米(时至28年后，租金都在这一水平，真是一浮到顶)。中信房地产公司到1986年才成立，首批一级房产开发资质的房企，不过中信地产沉寂很长一段直到2007年全面整合，20年内中信地产做了件极为重要的事—土地储备(囤的都是黄金地段)，简言之就是砸钱，而且砸出了效果迄今为止，中信地产房价地价都只能用一个字形容：贵。
中信地产是有资本的，因为母公司还有一份家产叫中信银行，这和中信早期开展的一项业务有关—融资租赁。缺钱融资，缺物购进，问题是没那么多钱，那就租，不过在当时广大干部群众概念里里：租=剥削，这种问题充分体现了荣毅仁打擦边球的超高水平，与外商合资，由中信出面租赁设施设备，使用方以人民币与中信结算，中信以外汇向外商支付租金，此计一出中信何止一只脚踏进深水区，简直是踩了雷区，最为著名事件是中信充分利用了1982年100亿武士债券所筹资金中的20亿引进几批日产轿车，花日本的钱买日本的车办自己的事，王军与北京汽车公司合营，租赁小卧车2000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京市民出行难问题。此后租赁业务推向全国，相当火爆。大家突然发现因为外汇管制钱又不够花了，荣毅仁，注定此生不大容易。1984年荣毅仁专函要求在中信系统下成立一家银行专营外汇业务，即银行部，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计划，就是中信必须有自己的银行系统，虽然这5年中信还算顺风顺水，要政策给政策，要批文有批文，一句话除了钱能给的都给，但作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非嫡系，相比于垄断型国企，实质上在很多领域与多数民企处于同一起跑线，至1987年4月，中信实业银行才获批成立，中信终于有了“钱袋子”。银行与房地产的关系亲不亲，我就不解释了。
